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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书院散步——清代书院的改革与乾嘉汉学的传播(解说词)  

2013-08-24 08:07:26|  分类: 国学经典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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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7
,书院与乾嘉汉学(1

虽然理学在清代是官方哲学,但它的流弊也日越显露,而清代又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朝代,学者失去了宋时代的文化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,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没有风险的考举之中,于是民间出现了读书不为科举的新学风,乾嘉汉学为成为哪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大印,举重若轻地烙红在时光素白的纸面上。

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,它的产生发展和广为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。

乾嘉汉学的产生源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学者黄宗羲、顾炎武。黄宗羲早年求学于刘宇周执掌的绍兴征人书院,后在讲学书院过程中,注重对经史之学的研究,完成了《易学象数论》六卷,《授书随笔》一卷,《明儒学案》六十二卷,《宋元学案》等。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则继承永嘉、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,崇尚实学,讲求经世致用。同时又提倡扎实、细腻、朴素的考证据法。二人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,直接影响了雍乾时期的学者,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。

黄宗羲、顾炎武之后,清代汉学出现了大发展,以惠栋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,形成了开乾嘉风气的“吴派”,比“吴派”稍后崛起的是以戴震为代表的“皖派”,“皖派”在学术造诣上要高于“吴派”。继“吴派”、“皖派”之后,扬州学派也从事汉学研究,它研究的内容最为广博。这三个学派都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,各派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肆业,或执掌,或任讲于书院。吴派存之于苏州紫阳书院,南京中山书院。皖派存之于徽州紫阳书院,洋川毓文书院,鹜源明经书院。扬州学派存之于扬州的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。

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二年,吴派奠基者惠栋曾主讲书院,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。乾隆之后,执掌紫阳书院的山长,皆为汉学大师,如王俊、沈德潜、彭启丰、钱大昕等,他们都以崇扬汉学为己任,培养了大量的汉学人才。在苏州紫阳书院的生徒中,涌现了一大批汉学家,除钱大昕、王鸣盛之外,还有王畅、董国华、朱骏声等,他们不仅潜心汉学研究,培育人才,而且扩大了吴派的学术影响,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。

徽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南宋,乾隆五十五年重建,是对皖派影响最大的书院。皖派的汉学大师江永、凌廷堪、汪龙等人,先后主讲书院,培养出了戴震、程瑶田、近榜、江有浩、汪蓉之等汉学家。

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有密切的关联,二书院重新修复后,不少汉学大师相继致教,如陈祖范、杭世俊、戴震、姚鼎等,他们将汉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,培养了段玉裁、任大椿、汪中、王念孙等大批乾嘉学者。这些学者后来都讲学于别的书院,对扬州学派的思想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。书院为包括吴派、皖派和扬州学派在内的乾嘉汉学提供了研究、人才培养和传播的根据地。不少书院由于讲求乾嘉汉学而恢复了自由讲学、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,使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又获得了新的内涵。

但是科举几乎是士人惟一出路的清代,要传授与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不相关的乾嘉汉学是很难让士人接受的,而且乾嘉汉学大师一般也是通过科举之学获得功名,以后才专汉学的,因此教授乾嘉汉学的书院,仍然同时进行讲授科举之学。书院的这种情形,不能满足乾嘉汉学者的需要,他们希望创办新型的专门讲求汉学的书院。作为乾嘉汉学中坚的阮元,则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,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。

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后,通过卓有成效的汉学研究、人才培养和刊物学术著作等方式,直接扩大了乾嘉汉学的影响,对乾嘉汉学的创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,是清代乾嘉汉学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,同时也是清代书院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。


 028清代书院与乾嘉汉学(2

阮元(1704—1849年),江苏议征人,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中进士,曾任浙江学政、内阁学士、吏部侍郎,嘉庆四年(1799年)会试的主考官,浙江、江西、河南三省巡抚,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,是清乾、嘉、道三朝阁老,九省疆臣。他不仅在仕途上取得显赫的地位,而且和扬州学派的交往中逐渐成为一位经学大师,他利用自身的地区和名望,创办研习汉学的专门机构,诂经精舍和学海堂,以期通过“专勉实学”达到“以励品学”和“尊经崇汉”的宗旨。

诂经精舍创办于嘉庆六年(1801年),当时,阮元38岁,正出任浙江巡抚,诂经精舍位于杭州西湖孤山。此前的嘉庆二年(1797年),阮元任浙江学政,曾组织学者住在孤山上编撰《经籍纂诂》。山上有房舍五十余间,书成后,这些房舍就空在那里,于是阮元重新把它们利用起来,创办诂经精舍,阮元挂一幅对联:“公羊传经,司马著史,白虎德论,雕龙文兴”。书院招收历年由浙江十一郡所选拔的优秀生员来精舍读书,书院奉汉代大儒许慎、郑贤伟精神领袖,以培养经史学术人才为宗旨。书院开创后的初期,除阮元自任主讲之外,会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段玉裁、藏庸等到书院讲学,之后有王昶、孙星衍、俞樾等名师主讲。其中,俞樾讲学时间最长,达三十一年。精舍除主讲之外,下设监院,主讲和监院都由巡抚择聘委任。课程以经史、小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算法、词章为内容,一变宋明以来专习理学的风气。精舍几经天灾人祸,几度重建,至光绪三十年(1904年)正式停办。

书院兴编刻译八卷,初编由阮元手订,共计十八卷,书名《诂经精舍文集》。此后数编由罗文骏、俞樾编成,共收经史、词赋2000余篇,推动了经学的发展。诂经精舍培养了许多学者,以王以周、朱一新、章太炎等为著名。精舍的教学形式十分活跃,师生关系十分融洽。学生课后还可以到附近的酒店宴集,名酒品尝,作诗作赋。又刻印到西湖四周出游,一派性情风朴,真正是诗性生活。

道光四年(1824年),阮元又捐银4000两银,于广州粤秀山创办学海堂,办学方式与诂经精舍类同。书院建有房屋三楹九架,东、西、南三面有长廊环绕。北面是山,山上有高高的木棉树,木棉花开时,满山锦绣。从堂前可遥望城中万户炊烟。西边有花塔,东面有琵琶洲塔,这里有四季绿荫如云,翠色葱茏,山雨欲来,云烟袅袅,登堂观学,真有置身海中的幻觉。

阮元亲自为书院颁定了《学海堂章程》,从这一章程可以发现这座书院与当时其他书院的诸多不同。一是不设山长,实行学长集体负责制。书院由八位学长共同裁决书院一切事务;二是实行季课制度,就是按季考试。当时,别的书院都是按月考试的;三是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,专课生由八位学长共同从品学兼优的参加季棵的学生中挑选。专课生可在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文献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朱子大全集》等中,任选一门肄业,每届以三年为期限。由于采取这些措施,广东经学风气自此大兴。

阮元与学海堂学长生徒共同编撰了《皇清经译》共1412卷。他汇集了清代以来所有著名的汉学著述,影响非常大。世人称,囊括一代表,整齐百家,藏之山阁而诵声四起。这样打部头著作的编篆、刊刻,不仅是对乾嘉汉学研究成果的总结,也是书院与乾嘉汉学实行一体化,使其作为文化组织的内涵更加丰富。

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将自然科学纳入教学内容最早的书院,既体现了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个人的开阔视野,也是书院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,体现了书院发展的新趋势。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不但是研究、传播乾嘉汉学的大本营,而且成为全国各地改革书院过程中仿效的榜样。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扩大了乾嘉汉学的影响,而乾汉学又成为了改革旧有书院的动力。

诂经精舍和学海堂,这两所书院锻造了那个年代学术文化不与科举业为伍的奇观。文化由此显得纯粹而美好,书院生活由此开始了浪漫而轻松的性灵之旅。

(本人根据视频资料整理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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